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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片区给临港的每一个主体都带来了新期盼。余晖称，临港新片区作为特殊经济功能区，在所得税、财政补贴、研发补助等各方面都会有一些政策上的突破。正处在快速发展中的临港已在集成电路、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聚了力量。有了新制度的加持，临港未来的发展值得期待。

2018年中期业绩会上，莫斌宣布公司将逐步进入“提质控速”新阶段。“我们放慢发展速度是要提升各项管控，而且在每一个环节都要提升管控。”莫斌举例称，比如在土地获取上，公司会持一个审慎获取的态度，按照“做一个成一个”的目标去实施。为此，碧桂园在内部提出要精准获取，即一定能算得过账的，而且是一定满足各项财务指标的才能获取。

来自国泰君安的研报显示，从发债房企的规模来看，大规模房企总体上综合融资成本更低。 “目前国内银行主要根据房企规模确定授信额度和利率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大规模房企更易以低利率拿到银行贷款，因而融资成本也显著低于中小型房企。”国泰君安分析师覃汉表示，房企规模对于融资成本的影响正在不断凸显。

会议指出，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，是健全党对重大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。要完善科学领导和决策、有效管理和执行的体制机制，加强战略研究、统筹规划、综合协调、整体推进，加强对地方和部门工作的指导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，强化组织协调能力，确保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落到实处。

和叶文贵一样，鲁冠球在造车前也已经富甲一方。从修自行车、到米面加工厂、再到农机厂，1945年出生的鲁冠球完成了原始积累。看到中国汽车市场开始起步，鲁冠球把当时已经年产值达到70万元的“多元化”产品调整掉，集中力量生产专业化汽车零部件万向节，后来拓展到生产汽车传动轴、轿车减震器、轿车等速驱动轴等汽车零部件产品，开始“汽车产业相关多元化”布局。

为何浙商爱造车？或许与浙江经济活跃有关，平均25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个老板；或许浙江民间融资便利，降低了银行出现坏账的风险，给了浙商进入汽车领域的机会；又或许是买车的浙江人多，汽车消费温床造就了汽车制造梦想。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，浙江汽车零部件企业众多，并在不同地域形成了集群效应，这为浙商进入汽车制造领域创造了先决条件。比如青年、众泰、康迪汽车地处“五金之乡”浙江永康；吉利、吉奥汽车起始于被誉为模具、扳金冲压件集散地的台州。